一、嘉兴丰富的蚕桑民俗
嘉兴地处浙江北部，杭嘉湖平原的中心地带，是长江三角洲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嘉兴作为浙北富庶之地，素有“丝绸之府”的美誉。自古以来风调雨顺的气候特征以及得天独厚地理条件使嘉兴盛行桑树种植，依托于桑树而产生的养蚕业也在嘉兴兴旺发达起来。千百年来，勤劳的嘉兴人民用碧绿的桑叶和洁白的蚕丝织成了嘉兴多彩的蚕桑文化。嘉兴的蚕桑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历史性、自发性、多元性和传承性，是嘉兴一张极具特色的名片。嘉兴的蚕桑民俗首先表现在信仰祭祀民俗中。由于远古科技不发达，蚕业丰歉难料，远古人便乞求神灵庇佑，以期丰收，由此产生了以神灵信仰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蚕乡特有的风俗，其中最主要的是祭祀蚕神。蚕神即是马头娘娘，又叫蚕花娘娘。嘉兴祭祀蚕神，目的是祈求自家的蚕桑业兴旺发达。当下人们对蚕神的迷信逐渐淡化，祭祀蚕神仪式每年只举行两次，一次是在蚕事初始时，祭神祈求保佑；另一次是在蚕采茧后，即“还愿酬神”，俗称“谢蚕神”。嘉兴在祭祀蚕神的过程中演化出许多庆祝的习俗，包括“蚕花水会”，以淄院陡门水会、新滕水会最为出名。“踏白船”现作为一种划船比赛，古代也是为祭祀蚕神，当地传说农历三月十六日为蚕花娘娘生日，故踏白船于是日举行。另外有“做茧圆吃蚕花包子”、“谢蚕花”等习俗。嘉兴蚕桑民俗文化以祭祀蚕神为开端，蚕桑业的丰收增进了人们对蚕神的信仰，在群体的蚕神祭典中，蚕农们不断交流养蚕经验和技术，久而久之，相沿成风，相习成俗，逐渐形成和完善蚕区特有的习俗，包括婚俗、丧俗等。婚俗是一个地方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嘉兴的婚俗深受蚕桑纺织业的影响。嘉兴的婚俗主要包括送蚕花、讨蚕花蜡烛、撒蚕花、看花蚕等。看花蚕是指新媳妇过门后，婆家对新媳妇的第一个考验就是要求她在第一年独立养好一张蚕种的蚕，接受考验。嘉兴与蚕桑相关的丧俗主要是“扯蚕花挨子”。蚕花挨子即丝绵胎，是海宁旧时丧葬习俗。死者入殓时，亲属按长幼亲疏，按顺序每两人用手扯一张薄薄的丝绵，盖在死者身上，越厚越体面，有保护死者遗体之意，也含有请死者保佑后辈生活安康、蚕花丰收的祈求。另外一个习俗是“盘蚕花”，也兴盛于海宁，即死者入殓前，亲属绕遗体三圈，口中念念有词，称盘蚕花。
二、嘉兴蚕桑文化的源头
嘉兴湿润的气候、便捷的水利造就了嘉兴别具一格的蚕桑文化。嘉兴蚕桑文化作为嘉兴丰厚文化底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嘉兴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探求其源头，借助考古研究，嘉兴蚕桑文化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家浜文化时期。中国是最早利用蚕丝做衣服的国家，自古就有伏牺“化蚕”，嫘祖“教民养蚕”的传说，又有说黄帝元妃西陵氏为“先蚕”，即最早养蚕的人。蚕本是一种野生的昆虫，跟今天食害桑叶的野桑蚕十分相似。对蚕的饲养驯化和蚕丝的利用，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可以追溯到河姆渡文化时期。在河姆渡遗址第三文化层发现的一件象牙制的盖帽，器物表面有一个编织纹和蚕纹组成的图案。在现有的马家浜文化时期的考古资料中仍未发现有证明马家浜时期有原始人用蚕纺织的实物资料，但是在上承马家浜遗址的崧泽文化遗址中采集到的土样标本做孢粉分析，经鉴定认为：在崧泽文化时期的“孢粉组合中桑树花粉数量非常多，说明除了附近山地植被中有桑树外，在当地的一些高岗地带也有较多的桑树生长。为何崧泽地区此时桑树频繁生长，是否此时此地人类活动曾经一度有养蚕的活动”。在罗家角遗址中还发现了距今约7000年的桑孢粉遗存，而崧泽文化时期的人们养蚕如此盛行，它的基础是建立在马家浜文化时期人们的养蚕上基础之上的观点就得到了落实。因此可以“推测马家浜文化时期的人们，对野蚕驯化为家蚕的饲养工作，是存在的，并且在这一方面可能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对马家浜时期是否出现蚕桑纺织至今尚没有出土的实物相以佐证，但是在属于马家浜时期的草鞋山遗址中出土了三块碳化了的纺织品残片，这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纺织品实物，这可以证实在马家浜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纺织作业，那时的人们也不再是树叶裹身了。经专家鉴定发现“纤维原料可能是野生葛。织物为纬起花的罗纹织物。
织物密度是：经密每厘米约十根，纬密每厘米罗纹部约二十六至二十八根，地部十三根至十四根，花纹为山体斜纹和菱形斜纹；织物组织结构是绞纱罗纹，嵌入绕环斜纹，还有罗纹边组织。这一纺织物远比普通平纹麻布有所进步，说明当时的葛麻纺织已经相当先进了。属于马家浜文化类型的罗家角遗址还发现了不少陶纺轮，“其中多数是碎陶片改制，少数是专门制作的”，专家考证是“马家浜人”用于纺织的工具。由此可见，即便在马家浜时期没有出现蚕桑纺织，当时也应该出现了纺织传统，并为良渚文化出现蚕桑纺织奠定基础。作为马家浜文化的后期，延承崧泽文化的良渚文化是一支分布在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文化类型，其代表遗址为位于杭州余杭区良渚镇的良渚遗址，距今约5300-4000年，而位于浙江省吴兴县的钱山漾钱遗址原是原始社会晚期的一个村落，距今4700多年，也属于良渚文化时期。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慎微之先生首先发现并有相关著作发表。1958年，在这个新石器遗址中，发掘出了一批珍贵的麻丝织品，麻织品有麻片残片、细麻绳；丝织品有绢片、丝带、丝线等，它们均被放在一个竹筐里，除一块如指甲大小的绢片残片外，其余都被碳化，但仍保持着一定的韧性，手指触及不会断裂。从数量上来看，丝带、丝线和丝绳都比绢片大且丝线最多。经鉴定，绢片是全世界最古老的丝织品，是经过缫丝加工的家蚕长丝织造，采用平纹织法，织物密度120根/寸，即“每平方厘米有经纬纱47根，丝带为3根单纱分3股编织而成的圆形带子，可能供妇女用作腰带”。除上述提到的丝织品实物外，在距今约5000年前的南北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若干蚕形、蛹形饰物。1963年，江苏吴县梅堰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黑陶上，绘有蚕文图式。由此可见当时蚕桑纺织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1986年，杭州良渚反山墓地发掘出了代表当时纺织技术的机具，相关学者对该机具进行了研究和复原，认为“良渚织机还是一种相当原始的、纯靠手工挑织的原始腰机。”7在《天工开物•乃服》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凡织杭西、罗地等绢，轻素等绸，银条、巾帽等纱，不必用花机，只用小机。织匠以熟皮一方置坐下，其力全在腰尻之上，故名腰机。普天织葛、苎、棉布者，用此机法，布帛更整齐坚泽，惜今传之犹未广也。”可见良渚文化时期不仅出现了蚕桑纺织，还出现相对应的纺织工具。嘉兴南部地区是良渚文化覆盖的区域，且可以肯定的是良渚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蚕桑纺织作业，而良渚文化又是由马家浜文化演化而来的，同时，早在马家浜文化盛行时就已经存在纺织品，因此可以说嘉兴的蚕桑文化源于马家浜文化。远古，科技不发达，自然灾害难以预料，无知的先民为了蚕桑业的繁荣，认为“万物有灵”，于是便祈求神灵庇佑，保证蚕桑丰收，进而形成了一系列以蚕桑纺织为核心的民俗。
三、嘉兴蚕桑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蚕桑文化在良渚文化时期出现，它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后续各个朝代政策的支持。越国是越族建立的国家，活动中心在今浙江绍兴和杭嘉湖平原一带。早在公元前478年笠泽之战左右，越国勾践面对积贫积弱的国家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开辟田野，劝民农桑。此外，他专门开辟了纺织的工场，这些措施使得蚕桑纺织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嘉兴河网密布，发达的水利促进了蚕桑文化的形成。清光绪《嘉兴府志》载：“隋大业中开运河至嘉兴府城，分支夹城左右。”到了隋朝，由于大运河的开凿，嘉兴水利更加发达，嘉兴段运河沿岸的蚕桑业因此更加发达。隋唐时期，长江流域被进一步开发，蚕桑生产也进一步发展，长江中下游，尤其是太湖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发展迅速。唐末诗人陆龟蒙曾道出了“高下兼良田，……桑柘含疏烟，处处倚蚕箔，家家下渔筌”等的诗句。“桑柘含疏烟，处处倚蚕箔”这两句就真实地反映出了在唐末社会动荡时期太湖地区作为副业的蚕桑业依旧十分兴盛，成为人们赖以生存的途径之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对棉、丝、麻的种植特别重视，在建立明朝之前，对自己统治的江南地区就大兴种植此类经济作物，明朝建立后更推行全国。太湖地区属于种植圣地，朱元璋坐上宝座后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和政府的支持，因而蚕桑业得到了更好的发展。中国在进入封建统治阶段后，嘉兴不仅有得天独厚的水利条件，气候条件，而且有政府强有力地政策支持，包括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发掘市场，教化农民等，这使嘉兴蚕桑纺织逐渐强大并成为支持这一地区的主要生产活动。可见，自马家浜文化时期起，嘉兴的纺织传统从未中断，到良渚文化时期出现丝织物不断发展，蚕桑纺织在嘉兴地区人们的心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成为其赖以生存的主要生产活动。现今，嘉兴的蚕桑纺织已经发展成为这一地域的主要经济支柱，2011年政府扶持的桐乡国际蚕丝城（四季汇）也正式上线，伴随着蚕桑文化一路走来的蚕桑习俗也在这块土地上熠熠生辉。因此，蚕桑文化不仅给嘉兴带来了经济的发展，也使这座文人辈出的历史文化名城更增添了几分底蕴。
作者：潘桂秀 单位：嘉兴学院文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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