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少数民族英语教育的民族认知接触
“少数民族英语教育行为是对少数民族社会关系的涵化”，[4]美国语言学家克拉申曾言，衡量语言教育成效的途径之一是看“语言所属双方成员之间是否发生过较为密切的族群接触”，[5]它反映了语言代表的思想内容被排斥或被接纳的社会过程，越是稳定持久的族群接触行为越能促进语言对族群边界的跨越。对此，国内研究文献大多从英语的跨文化交流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实际上影响少数民族英语教育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民族认知的接触行为。例如对外来词的选择与吸收即是民族认知接触的结果，以藏族社会的外来词吸收为例，英语词汇中的“三明治”（sandwich）“威士忌”（whisky）“巧克力”（chocolate）等词汇都是指示西方生活风格的物质名称，19世纪中叶伴随西方第一批传教士进入中国藏族地区，以上物质产品开始在藏地商品市场出现，相应词汇也是最早一批进入西藏少数民族英语教育视野的外来词。20世纪初，西方近代医药学风靡世界，西药大量涌入藏区，青霉素（penicillin）抗生素（Antibiotics）麻醉剂（anesthetic）等词汇随即收入藏族医学专业的英语教科书，可见外来词的吸收需要族群交际行为与语言自身内涵的交互，它们奠定了现当代藏族英语教育的实践性立场，也为少数民族英语教育带来了启示，即利用潜在课程来传递那些非预期、非计划的物质内容、价值观念、规范态度，并通过实在的接触行为促进语言对族群边界的跨越，可以说少数民族英语教育中潜在课程介入的重要任务是“弱化少数民族现有社会习惯及其观念因素对英语教育的消耗”，[6]何为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的消耗呢？2012年中国藏、汉族大学生英语教育调研报告显示，藏族学生的英语词汇学习多通过机械记忆与意义记忆来实现，这在汉族英语教育中虽然也是常见策略，但在较短时间跨度内“藏族学生的英语词汇磨蚀情况远远超过汉族学生”。[7]词汇磨蚀又称为语言耗损，是教育耗损中的一种，特指伴随时间推移英语词汇自动忘却、退化与丧失的情况，西方小语种教育的抽样调查发现，越是注重输入环节的强化记忆，越容易加剧语言耗损现象，原因即在于小语种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极其缺乏实际的语言接触机会，语言习得与语言输出的比例严重失衡，因此少数民族英语教育的潜在课程介入不仅要提供英语输出机会，还应保障语言输出的无意识动机，否则便是无效的。少数民族英语教育环境（课堂环境）无法提供真实的族群接触机会，而语言学习主要表现为自动地、无意识地语言规则迁移，为了减轻少数民族学生通过机械记忆与意义记忆完成英语学习的语言耗损现象，应促使语言习得与语言输出的机会均衡，对此少数民族英语教育的潜在课程介入可针对少数民族学生言语活动实施英语语言输出的无意识训练。以“语感”训练为例，“语感”指向直觉性的感知能力，“少数民族学生在英语阅读选择、完形填空、修改病句方面应用语感往往能事半功倍”，[8]教师可在适当的情境中激活语感，促使知识储存于学生的潜意识中从而被自如地运用，例如对外来词意义的判断，真实的族群接触中根本不需要附加意义判断，“显性课程教学中教师通常采用循音赋意的方式来增加义标”，[9]隐性课程介入则刚好相反，应用“音译”来代替“意译”，学生基于反复的发音训练来记忆词汇的语音形式而使词汇蕴含的文化逻辑暂时丧失，从而模拟真实族群接触中的无意识语言输出形态，解决语言规则迁移的难题。
二、少数民族英语教育的民族认知环境
少数民族英语教育通过培养少数民族英语人才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英语教育的社会属性不言而喻，但是无论是少数民族学生还是家长对英语教育的认同率远远比不上汉族英语教育，国内研究文献倾向于从政策、文化方向去寻找答案，西方文论史则提出了“社会感知”的概念，少数民族地区英语教育的重视不足源自少数民族个体对英语社会环境的感知匮乏。少数民族学生的社会活动场景相对固化，其社会信息传递具有一种基于生态立场的可依附感，这在主流社会语言教育中是没有的，例如汉族学生的英语学习突出的是“社会功能性价值”，追求英语学习这一行为的社会合理性，而“藏族英语教育则不断地强调增加英语教材的民族结构比例”，[10]要求所有教师必须研读藏族宗教经典，藏地英语教育没有完全脱离传统藏族寺庙、僧俗教育的民族范畴，少数民族学生自身文化向英文化的认知过渡缺乏对民族外在社会环境的感知，而搭建少数民族个体对外界社会环境的感知桥梁则是潜在课程的又一目标任务，即推动少数民族英语教学本身的社会化过程。促使少数民族个体接纳其他社会的知识体系需要学校模拟语言发展的宏观社会联系来帮助学生摆脱原有文化认知的限制，创造追求知识过程无功利性的理想、态度以及道德习惯。对此潜在课程应该提供与常规教育手段相互补充的内隐性知识来规避学生由于历史原因或文化底蕴对英语教育形成的“先入之见”。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来说，所谓内隐性知识是指能够间接地引导少数民族学生关注语言问题本身而不涉及民族认知问题的知识，降低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敏感度，从而解放学生创造力。例如词汇搭配知识就不是内隐性知识，直接面向词与词之间的搭配只会让少数民族学生更加地在意母语与目的语之间的差异，根据2013年的青海藏族英语教学调研报告，“藏族学生的词语搭配错误百分之99%出在对常用词的词性辨析上”，[11]英语中的很多词汇组合都是固定搭配，单纯的记忆较之反复的认知加工更来得有效，但少数民族学生会刻意地去辨析这些固定搭配中的词性，为它们附加母语理解，其原因便在于民族认知性的自动化，而内隐性知识的“间接性”特征可以暂时绕过少数民族学生的强迫性认知行为，促进学生更为开阔的社会感知能力。以少数民族英语介词学习为例，在英语介词教学中引入时空观介绍便是一个潜在的内隐性课程，对于介词本身的判定是直接性知识，对于少数民族学生而言属于民族认知的范畴，但语言的时空观是不具备民族性的，这就决定了少数民族学生的民族认知功能无法对词性进行民族性鉴别，必须从中立的角度来看待语言发展的不同表现形态。例如西方《圣经》中的介词随着时空的推移不断缩小词义，代表西方核心文化的语言符号逐渐弱化的社会现实是否意味着西方文化的低坠？这一问题的提出将很大程度上引导学生民族认知角度的转变，即让少数民族学生意识到西方语言中的介词符号弱化是“人们不断追求明晰、有力的语言表达的结果”，[12]这里面不涉及民族性成分，是语言运用的价值观体现，思考人们学习并运用语言应该具备怎样一种价值导向。《圣经》每到一个地方都会融入当地的借用词，该现象不仅没有弱化民族语言，反而推动西方文化在异国蓬勃发展，这种情况说明了什么呢？让少数民族学生去思考、回答这个问题比单独地让他们面对母语介词在英语中的词义丧失更能获得他们不加排斥的“注意力”，例如藏族语言中的独立副词搭配一旦通过英语陈述便存在着“夺格”现象，对外来语言的学习要让藏族学生明白语言转化引起的民族语言形式弱化是语言应用的必经之路，此类内隐性知识的补充可帮助少数民族学生理解学科精髓，训练宏观社会感知能力，从而构建学生正确的认知路径。
作者：蒲莹晖 单位：重庆工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