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一统”的理想与抱负
杨增新主政新疆前期的治新思想承袭了中国传统的治国思想，即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统治思想。这一思想的内容比较庞杂，且随社会的历史发展有着变化。而“大一统”“、王、霸杂之”是其主要的理念。“大一统”思想是西汉武帝时期确立起来的治国指导思想，在以后一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中，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核心内容。汉武帝时期，为了进一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以维护中华帝国的统一，在思想文化方面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大一统”的思想，从而形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在董仲舒给汉武帝上奏的“天人三策”中，除提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外，还特别强调了“大一统”思想。并认为“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宜”，乃是天地间必须遵循的法则。这一治国思想经过汉武帝确立后，逐渐演变成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大一统思想的内涵也相应地扩展为“万民归心，国家统一”。
二、“王霸道杂之”的积极进取
杨增新在治新前期的思想是倡导的“大一统”思想，对如何实现天下统一的问题上，他认为统治者应该用“王霸道杂之”的思想来实现天下的统一。在实现天下统一后，要采取“王道”为主“，霸道”为辅的统治思想进行统治，才能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杨增新的这一主张实际上是对我国古代西汉时期治国思想的沿袭。《汉书•元帝纪》中记载：“孝元皇帝，……柔仁好儒，见先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曰‘：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后人据此总结出西汉治国的八字真言：“汉家制度，王霸杂用”。吕思勉在《中国政治思想史讲义》中总结说：“王霸道杂之就是说以宽仁政治对待人民；以督责之术对付官僚阶级。官僚阶级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相反的。王霸道杂之也是对二者阶级利益的调和、均衡。”杨增新在其论著中专门论述了“王道”与“霸道”以及彼此的关系：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讲“，王道”与“霸道”没什么不同的。杨增新指出“，以力假仁义，袭也，霸也；以德行仁，集义，王也。又如汤武，反之，集义也，王也。五霸假之义，袭也，霸也。诚则王，伪则霸。”[2]卷7,27杨增新认为，固守仁义的是王道，假借仁义而实际力取的是霸道。“霸王不异也”，就是说在治国思想上王、霸道是相通的，是可以相互转化的“，霸”如果“诚仁义”就是“王”。在认识“王道”与“霸道”以及彼此的关系的基础上，杨增新又进一步阐述：虽然“王霸不异”，但“仁者无敌”。指出“以力服人不如以德服人。修内政求自强，战胜于朝廷，此一条无敌路也”。从治国的长远来看，实施“仁政”推行“王道”要胜过实施“霸道”谋取天下。杨增新主政新疆前期，从上台做新疆都督到勘定一系列“内乱”以及完成对新疆行政的统一等作为，都是“大一统”和“王霸道杂之”为主的中国传统治国思想在其治新时期的具体运用。
三、以“道”为核，儒道结合的治世理念
杨增新在完成统一新疆的事业之后，面临巨大的困境，使其思想发生了转变。杨增新当时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当时的时局：当时中国社会处于转型和混乱时期，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对抗、中央政府与地方势力派共存。整个时局的动荡与杨增新思想上坚持的“大一统”背道而驰。对此他有着这样的认识“：时局不靖，内地各省纷争，兵连祸结，天灾环至，盗贼蠢起，流寇抢劫。贫者饥馑流离，呼号震野。富者输纳军需，疲于奔命，以致失业转徙，民不聊生。”[3]他指出造成这样局面的原因是由于“今之军阀或假异类以戕杀同种，或引边寇以蹂躏中原，徒逞一时之忿，而不顾义理之所安与后患之无穷”。并对此痛加指责：执政者“以利天下为名，以害天下为实”[2]。“安得开诚心布公道者出？”[2]这些都表达他对当时军阀割据造成社会动荡和混乱极大不满和严厉批评。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杨增新将道家思想与其之前奉行的儒家思想联系起来，认为老子所提出的“道”是儒家宣扬的“仁义”之母，是世间万事之根源。“大道者，统百行兼万善者也……道者，仁义之母也。母失养而后子乃自专。”[2]他接受老子的思想，认为“仁义”的产生是由于“道的衰废”造成的，因此“仁义不可以为大道”。在对老子与孔子思想的比较研究中他似乎找到了比儒家思想更好的治世思想，因而开始对老子的道极力推崇。但他又认为儒、道思想都是治世思想，两者可以兼行不悖。“老子是缓，则治其本。孔子是急，则治其标。”因而主张将老子的“道”为核心，把儒道思想结合起来治世。杨增新这一以“道”为核心，儒道结合的治世理念对其治新政策产生直接影响。其后期的弱兵、宽民等政策就是基于这一思想而实施的。而这些政策对当时的新疆时局也产生深远的影响：当时的新疆政局较为平稳，人民的赋税较轻，生活相对安定，但几乎隔绝了与外界的交流和联系。
四、共和与专制的权衡
杨增新以“道”为核心，儒道结合的治世思想是他对当时民国不健全的民主共和体制不满、失望和抗争，是他在比较传统治世思想和他所能了解到的西方近代思想基础上做出的选择。当时中国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有一些西方近代思想对杨增新带来影响。他在接触中有所了解，但并没有给他带来冲击和改变。他对“共和制度”和“以法治国”有自己的看法：首先在采取何种方式治国的方面，杨增新指出“共和与专制无优劣”。杨增新认为西方近代思想中所提出的“共和制度”实际上就是把贤德之人举为总统，在由谁来继承最高统治者的问题上“传贤便是共和，传子便是专制”[2]。实行“共和制度”所要达到的目的与实施专制是一样的，就是要能达到“宜民宜人，受禄于天”的美好社会。所以彼此是方式不同目的一样，因此彼此之间无优劣之别，关键在于被举之人“，有舜则天下以共和而治，有武王则天下以专制而亦治。……共和与专制无优劣也，待其人而后行耳”[2]。其次在如何达到“治世”方面，杨增新认同儒家倡导的“礼治重于法治”。他认为不论谁进行统治，如果用“法”来治理必然会引起社会的纷争和时局的混乱。他指出欧美之所以强盛是在“礼”的基础上实行“以法治国”的。“不知西人笃信宗教，道德之观念素深，故专言法治而无害。中国民俗浇漓，虽读孔孟之书，实未遵孔孟之道。若复弃礼教于不顾，将举国为无忌惮之小人，虽空言法治，何能挽陷溺之似而归于正？欲天下不乱，何可得乎？况西人宗教之念已不如前，故仅言法治非独无以治中国，即欲持此以治欧美，亦未必能久安长治也。”[4]若目前的中国，在礼教丧失之际实行法治，必然招致天下大乱。从“共和与专制无优劣”和“礼治重于法治”的观念中可以看出，杨增新对传到中国的所谓西方近代思想基本上是不认同的。虽然当时的中国已经是国门大开，西方思潮全面涌入，但深受传统思想影响，且久居交通闭塞、信息不畅的西北地区，造成杨增新在思想上对西方近代思想的排斥。他对西方近代思想没有、也不愿意做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和接受。
杨增新是中国社会走向近代之时，受传统文化深刻影响的士大夫阶层的典型代表。他的治新思想反映出这一阶层面对当时时局所表现出来的不满、无奈和抗争。与传统士大夫们一样，杨增新一开始也是诚心地尊奉着儒家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世思想。在完成对新疆的行政统一之时，他已经达到了“治国”的理想。在从“治国”走向“平天下”的进程中，他面临着时局的巨大困难而举步维艰。受自身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时代的局限，他对当时涌入中国的西方近代思想采取的是排斥的态度。因此，他只能从古代圣贤的思想中去找寻应对乱世、解决社会问题的道路。总体来看，杨增新治新政策的指导思想是保守的，沿袭着中国传统的治国思想，并对近代西方思想采取了批判和排斥。但保守并不意味着完全的僵化，杨增新能够深入研究中国传统的治世思想，分析当时时局产生的缘由，随时局的变化将传统的治世思想做出适当的调整和改变，以适应对当时新疆社会的治理，从而稳定了新疆当时的政局。诚然，保守不是社会前进的方向，但保守中的有些观念，比如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爱国思想仍应是今人所要继承和发扬的。
作者：董建勇 单位：石河子大学